中東戰事對全球旅遊產業而言，戰爭引發的行程取消，往往面臨保險不理賠、航空公司與地接未必退款的現實，許多旅行社為維持商譽，大多含著眼淚、帶著微笑，自行吸收損失。若後續訂單再度停滯，現金流中斷與固定成本壓力，將直接衝擊企業生存。
問題核心不僅在市場，而在於現行法規如何承接此類極端風險。《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》原本建立了取消與責任分配的基本秩序，例如第13條規範旅客任意取消、第14條處理業者取消責任、第15條提供法定原因下5%賠償機制、第26條則涵蓋不可抗力滯留處理。
然而，這套制度的前提在於風險可預測、損失可估算、責任可分配；當戰爭等高度不確定因素介入時，條文之間的界線迅速模糊。最直接的是，即使政府亮了沒有法律效力的警示燈號，只要飛機有飛，客人執意要去，那到底要不要冒風險出團？
最明顯的矛盾出現在第13條與第15條之間：當旅客因安全疑慮取消行程，但官方尚未發布最高警示時，究竟屬於「任意取消」還是「風險因素」？第15條設計的5%賠償原意在於折衷，實務上卻可能導致雙方觀望、延誤決策，反而擴大損失；一旦情勢惡化為不可抗力，第26條又使滯留成本大幅集中於旅行社，形成「前端利潤有限、尾端責任無上限」的結構性失衡。
當風險超出市場承受範圍，單靠契約或商業保險難以應對。難道就只能雙手一攤，用「不可抗力」輕輕帶過、各自承擔？
2001年911事件後，保險市場迅速退出航空戰爭與恐攻責任險，美國政府透過法案提供擔保，並建立恐攻風險保險機制，由公私協力分攤風險。面對極端風險，在旅遊產業，英國ATOL制度與德國DRSF基金機制就值得參考，透過產業與政府共同承擔，確保旅客退款與滯留處理機制不致失靈。這些制度的共同邏輯在於：面對系統性且不可分散的風險，需透過制度性安排進行再分配，而非由單一業者承擔。
相較之下，台灣目前仍停留在個別契約責任架構，旅行社在法律上成為最終承擔者，但其資本規模與風險承受能力，顯然無法對應戰爭等級衝擊。此種不對稱並非經營問題，而是制度未隨風險環境演進的結果。一旦發生全面停航或跨國滯留等不可預測事件，單純依賴契約分配責任，勢必導致糾紛與市場失靈。
根據他國的作法，未來制度或許可朝三方向推進：首先，建立風險分級與明確觸發機制，釐清第13條與第15條的適用界線；其次，引入產業基金與保險機制，分散取消與滯留風險；最後，在面對極端情境下，除了產業與政府分攤風險，政府更提供必要支撐，為市場失靈時適時補位。
主編
吳育光
【TTN旅報1448-1449期, 2026/3/30 出刊, P2】
